吉露、阿禮、來義三個部落在風災遷村15 年後，都面臨原住民知識的快速流失。遷至平地永久屋園區與原鄉空間的斷裂，讓山林的默會知識與鑲嵌於環境的原住民知識已明顯呈現世代落差，青年參與部落事務的動能逐漸低落。事實上，在長期的同化政策、且台灣原住民族從來不被允許自治的情況下，三個場域的居民在更早之前，已在主流強勢結構和制度下吃過很多虧，不得不學會適應（或不適應）官僚、科學和資本主義的方式。因而即便自身處在主流社會的結構不利位置，且在極端氣候時代原住民知識愈發受到重視，但三個場域的部落居民在正式會議場合，大多並不習慣、也不太會轉譯以原住民知識為核心去思考和討論空間、防災和發展等議題。甚至會被以公民之名（雖然在歷史上原住民是被迫同化納入公民），要求原住民只能以當代官僚理性規畫或資本主義的準則來行事。
即便是當代一些社會創新的做法，例如地方創生或社區設計的規畫討論，面臨的狀況是外來的規劃者或協作者已經將理性思維（形式理性的各種機制）當成無須言說的基礎（思考和討論事情的基礎設施），並在此基礎上展開討論。但部落的現狀是，確實有部分受教育較高的原住民也已熟捻理性思維，得以和協作者快速對話。但更多的原住民思考和討論事情的基礎不是理性思維，而是部落思維（部落的價值系統），或是部落思維混雜理性思維，形成一個思維方式的光譜。在許多正式開會的場合，理性思維是唯一有正當性發言的，部落思維和混雜思維常常被迫沉默。
在此情況下，屏東大學思考下一期人社計畫，試圖在第五期基礎上鼓勵族人採取更具實驗性的做法，重新尋回與強化原住民知識的價值，以原住民知識為主軸納入社會創新，讓族人共同參與思考、討論和規劃自己的部落空間、防災方式與未來發展。